朝阳区文化馆馆长徐伟向参观者介绍该馆创意实施的“兵马俑灯”项目。朝阳区文化馆 边群 摄
以市场手段经营文化产品，年创收突破2000万元，半数以上用于反哺公共文化事业
古旧的双开门柜子上，放着1970年的结婚证、老式柯达相机、摩托罗拉传呼机，桌脚放着1960年代的搪瓷脸盆……装在不到两米见方的空间里，仿佛记忆的盒子。这些老物件，来自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四个社区居民。昨天，它们被放在朝阳区文化馆门口的“一米美术馆”里，供人参观。
从主动要求财政差额拨款，到运作9剧场和兵马俑系列展览，如今朝阳区文化馆年创收突破2000万元，在以市场化手段反哺公益性事业上做出有益探索。
2003年，朝阳区文化馆被中宣部列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近日获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点赞”
打破铁饭碗，把文化事业当产品做
“以前我动不动在馆门口问经过的人，朝阳区文化馆在哪，知道的不多。”徐伟在朝阳区文化馆做了20多年的馆长，对国内文化馆的现状了如指掌。
截至2014年，全国共有各级文化馆、文化站4.4万多个，不可谓不少，但与日本公民馆年人均利用1.5次相比，中国文化馆年人均仅利用0.27次。
在很多人眼里，文化馆就是组织“老老少少、蹦蹦跳跳”的。徐伟说，给市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少，供给能力差且同质化严重，工作效率低，传播渠道单一。
朝阳区文化馆始建于1956年。1996年，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的新馆在朝阳区小庄地区落成。同年，该馆从破解体制机制入手，在北京市率先主动从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转为差额拨款，半数人通过市场渠道获得收入，同时打破终身制的大锅饭和铁饭碗，采取以项目为核心的全员竞聘制。
打破铁饭碗的勇气从哪里来？徐伟说，当时他们学习了一些企业管理知识，认为通过企业化的管理方式，可以提高效率，因此决定引入市场机制。
朝阳区文化馆尝试把活动当做产品，产品当做品牌去塑造。从活动的设计就研究供需关系，不断挖掘市场的品牌效用、社会合作的渠道，我们现在还通过新媒体渠道去推广这些公共文化产品，这也成为这些品牌长盛不衰的路径。
“很多人知道9剧场，却未必知道朝阳区文化馆。”徐伟说，通过市场化运作，“9剧场”多剧场集群搭建了一个融入年轻人和艺术家群体的消费平台，成为北京东部地区的戏剧演出新地标，年均票房总额超千万，演出近1000场，占北京小剧场演出剧目的三分之一强。
9剧场、当代舞团、798玫瑰之名、兵马俑……文化产业发展的收益半数以上反哺了公共文化事业发展，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新舞蹈国际艺术节等得以发展起来。
组织下岗工人，女子大鼓队走红
金台西路与朝阳路东北角，站在朝阳区文化馆门口，央视新大楼、在建的北京最高楼中国尊将人视线拉到极高，需低头才见仅隔一个路口、建于1990年代的新街大院小区。
在馆长徐伟眼里，文化馆的服务对象，就是从高楼大厦到低矮居民楼里的芸芸众生。
这种觉悟的萌芽，是在红半天大鼓队成立之后。
朝阳区文化馆新馆落成之际，周边一些棉纺厂和印染厂女职工下岗开始增多。徐伟和馆里的干部单连伟开始琢磨，给这些下岗女职工找点事情做。
当时香港回归庆典刚结束，一天，徐伟看到办公室摞着的四面大鼓，有了主意。“鼓能鼓舞士气。”随后，单连伟开始组织大鼓队。
刚开始，下岗女工们还沉浸在消沉情绪中，不愿来参加排练。为了吸引她们，文化馆决定每排练一次给5元补贴。稳住了队伍之后，鼓队逐渐有了士气。“敲鼓都着魔了，有的在家剁肉馅儿都敲鼓点儿，有的在汽车上背鼓谱。”有队员说。
单连伟介绍，有一名大鼓队成员，在遭遇下岗、离婚的时候加入，后来人开朗多了，并凭借舞蹈参加央视综艺节目，成了名人；有人从钟表公司下岗后，在大鼓队排练表演两年多后，重新就业做房地产，过上了好日子。
成立20年来，大鼓队去过德国、美国、芬兰等很多个国家表演，成员不但重拾自信，还增长了见识，保证了收入。
“文化馆不应该仅仅服务爱好者，还应该介入社会问题治理。”徐伟说，朝阳区有大约500万常住人口，其中CBD有白领大约一百万人，拆迁上楼农民约有一百万人，下岗工人约有一百万人。针对不同的群体，朝阳区文化馆设计很多活动载体，提供文化服务。
针对农民搬迁上楼后原有农村文化流失的问题，朝阳区文化馆组织“流动文化馆”，将文艺演出送到他们身边，还开展手工艺制作展览、培训等活动。还在重阳节组织了大碗茶活动，让居民坐在一起，恢复大杂院的平面感觉。
2004年11月，朝阳区文化馆开办首家专为外来务工人员放映电影的“民工影院”，很多农民工提前两个小时到门口守候。后来，文化馆还连续多年组织打工春晚。
为服务“北漂”文艺青年，朝阳区成立“北京9当代舞团”，进入国际演出市场，出访了许多国家，他们举办的“新舞蹈国际艺术节”成为业内公认的最专业、高水平的艺术节，文化馆成为他们就业创业的平台。
种“一米田”，实践全民美育
2001年初，听取一场“老大妈论坛”上提出的建议，朝阳区文化馆举办的一场舞蹈比赛和老照片展览均被冠以“社区一家亲”之名。
次年，“社区一家亲文化活动”变成了“社区一家亲系列文化活动”：在“社区一家亲”的旗帜下，开发出更多不同类型的群众文化活动，形成群众文化活动系列。
这个社区有不少居民喜欢乐器，应该策划器乐比赛；那个村有不少村民喜欢曲艺，就搞个曲艺比赛；一些居民家庭成员都有才艺，干脆组织一场全区性的家庭才艺大赛……通过对不同社区居民特点、需求的不断发掘，“社区一家亲”迅速成了普及朝阳区的活动，甚至后来走向全国。
“比来比去，就是那么五六万人，比起朝阳区500万人的规模，还是显得小众。”以才艺表演为主的“社区一家亲”火起来几年后，徐伟在思考，文化馆如何更深地介入社会。
垡头地区是老工厂退休工人、上楼农民、外来务工者、高档小区接合之地，不同群体间隔阂比较严重。
如何促进这里不同群体融合？2013年，文化馆在这里推出“文化居委会”实验，组织垡头地区的学生、工人、农民、高档小区居民，通过情景喜剧表演，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最终经过精炼，形成十条公约。以这一规则来讨论、协商、决定地区文化公共服务项目。
“一米田”是“文化居委会”走进居民生活的尝试。活动于今年初在八里庄街道的4个社区开展，鼓励居民用阳台上一米见方范围内种植蔬菜。
“文化居委会”项目负责人肖丹介绍，约200人参加了“一米田”活动，文化馆和街道组织这些居民到小汤山特菜种植基地去学习，并提供种子、工具和材料，有农技人员在群里提供咨询服务。
“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看这些种植物，拍照。有时候发给家人，让他们猜这是什么花。”八里庄东里社区居民张景秀说，种菜增加了她生活的乐趣，让她心情愉悦。
八里庄街道文教科工作人员许蔷说，种菜的人多在一个微信群里，通过种“一米田”，大家从陌生人变成熟人了，互相关注，互相帮助，“上下楼感觉像大杂院”。
“做‘一米田’的过程中，有一位阿姨说，我们家有很多书，下一次做个‘一米图书馆’吧，摆物件的可以叫‘一米博物馆’。”肖丹说，这就是全民美育的实践。让居民在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
■ 对话
朝阳区文化馆徐伟：
“不做爱好者的文化馆，负责全民美育”
新京报：在您看来，文化馆的职责是什么？
徐伟：就像全民健身全民阅读一样，文化馆就是负责全民美育的。通识教育的美育，比艺术教育的美育含义要广。比如，馅饼要做成圆的，受热更均匀，看起来更美观。又比如剪纸，源自巫术。艺术来源于生活。文化馆就是要负责普及跟生活接近的美学，通俗的美，生活中的美。然后再逐渐上升到艺术的美。艺术上的美更纯粹。
新京报：文化馆创收跟公益性有没有矛盾？
徐伟：不矛盾，是互相促进。公益性事业很容易不负责任，影响管理意识的提高。而市场是特别讲究产品的，研究服务对象、产品、管理等。市场化手段只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方式，引入市场化手段，可以导入创新因素，反哺公益性。
新京报：文化馆如何对接、服务社会？
徐伟：简单说，就是供需关系。唱歌跳舞，是我们服务一部分人的方式。公共文化应该对每一个人来负责，有“爱好者”，有“非爱好者”。如何服务非艺术爱好者？创造服务他们的载体，比如“一米田”、“大碗茶故事会”等，一点一滴去渗透。
新京报：9剧场、兵马俑、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朝阳区文化馆创造了很多有影响的文化活动品牌，有什么诀窍？
徐伟：就是坚持。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通病是，不按照品牌去做，一会儿一变，另外传播手段也落后。如果能按照做产品的思路去做，就会找到相应的传播手段，抓紧各个细节，这不是一个难事。魂就是坚持。
新京报：目前国内文化馆存在什么欠缺？改革切入点在哪里？
徐伟：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要做文化馆，有的人不清楚。文化馆不是文工团，不是艺术院校。如果这两个都能代替文化馆，要文化馆干什么？所以，文化馆需要的不是爱好者，不需要考试，它是属于全民的，人活着就应该具备一些美育条件。开通民智，改良风俗。改革的切入点就是改变观念，去除认识上的误区。
新京报记者 沙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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