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刑事申诉厅二处处长杜亚起，首批入额检察官之一。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司法制度再科学严谨，也不能保证不会发生错案。出现错案本身并不可怕，如何通过目前的申诉和纠错机制，尽快发现错案，及时纠正错案，恢复司法正义，这是我们的追求。——杜亚起
7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批入额检察官进行宣誓。最高检信息显示，首批入额检察官经验丰富，平均从事法律工作经历年限23年，平均年龄47.5岁，办理过较多有影响力的大要案。
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二处处长杜亚起也是首批入额检察官之一。杜亚起曾直接办理安徽于英生申诉案；直接复查办理海南陈满申诉案；直接参与广东徐辉案、云南钱仁凤案、甘肃沈六斤案等重大案件指导工作。上述案件经再审均改判原审被告人无罪。
自1993年进入最高检刑事申诉厅，杜亚起与刑事申诉案件打交道已经有24年时间，他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描述为“司法最后一道关口中的最后一道”。
近日，杜亚起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在谈及如何防止冤假错案时他表示，公检法一定要体现相互制约，绝不能是一团和气，要在法律赋予的职责基础上各自独立依法行使职权。
已按照“谁办案谁负责”要求自己
新京报：入额一个多月了，工作上有什么变化？
杜亚起：目前变化不大，已经确定了权力清单，预计10月份才实行新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但事实上每个办案人早已按照谁办案谁负责来要求自己了。
新京报：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官的工作日常是怎样的？
杜亚起：工作状态经常是怎样呢，可能今天往后两周内的日程都排满了。既要办自己手上直接管辖的案件，又要对下级检察院的案件进行业务指导。另外也要求地方一旦发现有重大冤错可能的案件，要第一时间向最高检报告。对于这些案件，我们会定时向他们了解进展。
新京报：什么样的案件会进入最高检的视野？
杜亚起：程序上来讲，申诉采取属地管辖、分级负责制。在申诉阶段，当事人对检察机关审查意见不服就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一直到省级还不服就可以申诉到最高检。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的申诉是有充分程序保障的。
从监督角度来讲，刑事申诉是检察监督的最后一个屏障和关口，最高检的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可以说是最后一道关口中的最后一道。
另外，毕竟是办申诉案，很多案件涉及的罪行很严重，但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和身份不是我们的评判标准。首先要立足于裁判本身是否存在错误可能，存在错误的严重程度，同时还要考虑当事人被羁押的情况等，综合这些因素，各方面都排在前面的案件就更加紧急、重大。
去年管辖近600申诉案 冤错比例极少
新京报：每年大概会收到多少申诉案件？
杜亚起：前些年最高检管辖、我们必须办理的不服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件是100多件。这几年有所增加，2016年我们直接管辖的申诉案件近600件。
新京报：这600起案件中，有冤错可能的案件比例大吗？
杜亚起：说实话，不大。我们每年会收到大量申诉，但实际上多数案件裁判本身没有问题，有可能看了100起案件，其中90多起都没问题。初期审查认为有些问题，需要调卷审查和立案复查的比例大概5%到6%，而这5%到6%的案件中，真正确实错误的顶多3%到4%，每年大概就十几件。
但申诉难就难在这里，多数案件没问题，可能稍一疏忽就把有问题的错过去了。所以就要求对每一起申诉案件都按照正常流程和统一标准去审查，这是办理申诉案件首先要做到的。
即使物是人非 去现场调查仍有助断案
新京报：办案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阻力？
杜亚起：从最高检办案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办案过程不存在阻力。但办理申诉案跟别的案件不同，一起案件刚发生时，现场、证人都比较容易找到，但进入到最高检的申诉案往往经过了几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可以说已经物是人非。
比如聂树斌案，案发时现场是玉米地，南边是菜地，等我们到现场再去看的时候，南水北调的引水渠就从这个菜地穿过。这些问题在复核过程中都要面对，但不能因此就不去找人、不去现场了。
新京报：像聂树斌案这样现场已不复存在，怎么办？
杜亚起：虽然现场已经不是当初的玉米地了，但到现场去对办案人员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就聂案来说，被害人当时的厂子还在，就在玉米地旁边，从被害人的厂子沿着北侧路可以拐进玉米地，再拐过去可以回到村子。
在现场可以感受到这种位置关系和距离感，发现从单位到家是很短的距离，而且下班时段还可能会有人。这就要考虑作案人采取何种方式才能作案，而且要在很短时间内实施完毕并迅速离开现场，有了这个认识，对于审查判断其他证据是很有益处的。
新京报：所以申诉检察官是跟细节打交道？
杜亚起：判定嫌疑人的行为是否达到犯罪构成要件是大的方面，这些要件是由案件关键细节构成的，离开这些关键细节来说一个人实施了什么行为、犯了什么罪，是缺乏依据的。
新京报：在细节方面，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件？
杜亚起：比如安徽于英生杀妻案，看完案卷的现场勘查笔录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我指的不是案件彻底错了，而是证据可能有问题。
这个案件的现场勘查笔录做得很细，对于现场留有的各种指纹都有清晰记载，在梳妆台台面、立柜柜门、对面低柜上共提取26枚指纹，但在对指纹的具体表述中还夹了一句话，双人床左右床头柜各拉出10厘米，上有手印。而这个手印不包括在26枚指纹内。
检验报告中现场26枚指纹中没有他人指纹，都是于英生一家三口的，由此作出判断就是家人作案。粗粗一看，各方面证据都很吻合，但这里有漏洞，沿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就会发现各种问题。
实践中公检法相互制约发挥不够
新京报：在你看来，冤假错案的问题出在哪里？
杜亚起：从大的角度来说，我们过去司法工作过于强调打击犯罪，强调以侦查为中心，实践中公检法相互配合多，相互制约发挥得不够。
有些司法人员持有罪推定的倾向，在一些疑案当中，更倾向于认定这个人是有罪的，案件往往也就因此定下来了。
当然不排除个别案件中存在极个别人员有意把案件引向某个方向，但多数情况下，相关司法人员不是故意把谁弄成罪犯，而是经过侦查和判断认定这件事是他做的，就要完成这个目标，向这个目标去搜集证据。搜集完之后，虽然在个别环节上有所欠缺，但是在整个运行机制之下就认为证据够了，而没有关注我们刚才所说的细节。
新京报：如果把问题归结于整个系统，是否会导致错案追责困难？
杜亚起：追责不是说出现一起错案就一定有相关个人承担责任，这两者不是画等号的。错案成因多种多样，我认为只有主观上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才能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
故意不用说了，重大过失是什么？正常司法从业人员都意识到不能这么做的，他偏偏这样做了。只要出现这方面的执法行为并导致错案，就应该承担责任。另外追责要跟现在的司法责任制挂钩，就是谁办案谁决定，谁决定谁就要负责，这样责任更加明确。
新京报：你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防止冤假错案？
杜亚起：我认为最核心的就是以证据为中心，用证据说话。无论各方意见如何，都要拿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从司法机关相互关系上来说，一定要体现相互制约，公检法三者的关系绝不能是一团和气，而是在法律赋予的职责基础上各司其职，各自独立依法行使职权。
新京报：看到自己经手的案件改判无罪，心里是什么感觉？
杜亚起：从事刑事申诉检察工作，目标就是维护公平正义，案件判错了就要依法及时纠正。我们对这些案件提出监督意见，经过再审最后宣告当事人无罪，是有成就感和荣誉感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每当这时心情也很复杂，就会想，如果当初这个案子没错呢，那多好啊。
只要有人去办理案件，出现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司法制度再科学严谨，也不能保证不会发生错案。出现错案本身并不可怕，如何通过目前的申诉和纠错机制，尽快发现错案、及时纠正错案，恢复司法正义，这是我们的追求。
新京报记者 王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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