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五常市的杜家镇王家屯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的500亩“生态稻鸭”示范基地。
2017年1月6日,黑龙江-北京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博览会暨2017年货大集在北京举办。农民正在向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中)推荐自己的产品。
穆棱市下城子镇,农民正将玉米送到粮食烘干加工企业作烘干处理。在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中,农民正在积极对接市场。A12-A13版均由受访者供图
全省积极应对玉米收储制度改革,绿色有机农产品成为经济新增长点
7月27日,黑龙江省公布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中国粮食生产第一大省上半年的表现不错,全省农业总产值1113.9亿元,增长5%,增幅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21元,增长5.7%,较上年同期高0.7个百分点。
“在去年实施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挑战下,取得这样的成绩不容易”,黑龙江省农委主任王金会说。
2016年,国家在内蒙古和东北三省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原则,将以往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玉米价格由市场形成,供求关系靠市场调节,生产者随行就市出售玉米,鼓励各类市场主体自主入市收购。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只是国家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其后还会有稻谷、小麦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改革。
王金会形容说,这一系列改革对全省1814.5万农民来说,相当于一场战争,“原来农民只面对一个客户——国家粮库,收入有国家临时收储价格和最低收购价兜底。所以农民只管低头种地,不会抬头看市场。可改革后,国家临时收储政策没有了,倒逼农民直接对接市场。这场仗能不能打赢,直接关系农民的自身收益,也决定着全省农业未来的发展。”
被“抛弃”的老支书
富锦市漂筏现代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孙宪章就在去年的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中,交了学费。
漂筏现代农机合作社原本是个大社,有总价值2000多万的农机设备、2.6万亩耕地,441户社员都是漂筏村的村民。2009年合作社刚成立时,孙宪章就被选为理事长,当时他还是村支书。退休后,他继续当理事长,可干到去年,已68岁的他,被302户社员“抛弃”了。
“去年玉米掉价分红不多,每亩地分了5分钱,很多人退社了,留都留不住”,孙宪章说,现在社员只剩下139户。
去年,合作社种了2万亩玉米,这个规模孙宪章不同意,他预测玉米的行情肯定很惨,可他这个理事长说了并不算,2.6万亩地种什么,由全体社员开大会决定,少数服从多数。“2014年,玉米每斤卖到8毛1,2015年卖到7毛3,所以很多社员都猜,去年怎么也能卖到6毛。可结果呢,5毛都没到,每斤4毛9。如果没有政府财政补贴,连每亩5分钱的分红都没有”。
让他发愁的是,今年初,剩下的139户社员开大会商量种什么时,多数社员还给玉米投票,又种了1.1万亩玉米,“玉米好种,产量高,所以他们还想赌一把,”他说。这1.1万亩玉米,折腾得他上半年一直在全省到处跑,看别人都种了什么?玉米打算怎么销?
7月13日晚8点多,孙宪章一个人来到村里的晒米场,转悠来转悠去,琢磨这1.1万亩玉米怎么办。“原来很省心,现在不行,得操心销售渠道,怎么卖?”他说,5月10日,省长陆昊在电视电话会议上给农民讲了营销16条,怎么应对粮食收储制度改革。他认认真真从头看到尾,“省长讲得很让人心动,可是,怎么卖给市场,还能卖出好价钱,这是门大学问。”
2015年,玉米临时收储价格每斤降1毛1,黑龙江全省农民减少总收入130亿,大约每人平均减收700多元。
王金会说,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我国重要农产品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开始凸显,出现了“国产玉米进国库”、“进口玉米进市场”的现象,这使得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绥化市农委主任门贵昌认为,导致“国产玉米进国库”、“进口玉米进市场”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种玉米的成本较高。
近年来,由于有国家最低收购价兜底,黑龙江农民种玉米的热情高涨,面积最高时突破1.1亿亩,产量超过1000亿斤,能在高纬度种植的玉米种子价格一度从每斤十几元炒到了五十多元。而且,玉米种植大户一般都是“租地”,租种外出务工等农民流转的土地,一亩地的租金成本就达400元至500元,“这些成本都是进口粮食没有的”,他说,成本高导致国内外玉米价格倒挂,进口玉米每市斤大约比黑龙江玉米便宜4到5毛钱,2015年全国进口玉米及其替代品总量近3000万吨,南方加工企业买进口粮比在黑龙江买本地政策粮的价格每吨低700-800元。
“农民也算账,其实也认账,知道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市场上卖的都是人家的玉米,改革是早晚的事”,王金会说,2014年开始,省领导一直把“‘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靠‘卖得好’倒逼带动‘种得更好’”这句话挂在嘴边,不少农民都能背下来。可是,直到取消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损失真正来临时,农民们才体会到,为啥市场还叫“无形的手”,有农民感慨,“为啥跳楼的心都有?我们是农民,知道的事情太少了。”
新学习运动
王金会认为,“知道的事情太少”,这是全省农民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去年以来,全省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举办了一系列市场对接活动,还组织开展了“农民不猫冬、念好致富经”主题活动。让他高兴的是,农民的参与热情很高。
“有一些农民企业家组团到外地参加市场对接活动、参加展会”,他说,今年2月,黑龙江承办全国鲜食玉米和速冻果蔬大会,原定会议规模400人,一些农民闻讯赶来,最后达到800多人,上百人没座位站着听会。今年6月,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暨黑龙江省食用菌产业大会在哈尔滨举行,原定会议规模300人,结果来了800多人,又有不少农民站着听会,“这样的场面从未有过”。
佳木斯市农委副主任李应文也觉得,今年农民参观成风,变得爱学习。不论是在省内参加农业主题论坛,还是到省外参展,他总能看到自己认识的合作社理事长、种粮大户。
今年以来,李应文在富锦等地讲了几堂课,每堂课都超员,还拖堂,“农民们互相讨论,非常热烈,这过去可没有。”
在课堂上,农民经常问李应文,不种玉米种什么?有的农民问完,还自问自答,“哎,我知道要种能卖上价的,价值高的”。李应文也经常反问农民,去年为什么种了玉米?今年种或者不种玉米的理由是什么?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互动,让农民学会思考,摸到市场经济的门道。
黑龙江省农委党组成员、巡视员白雪华觉得,不仅是农民,各级农业干部也被倒逼得爱学习。
5月10日陆昊讲营销16条时,提到了麦肯锡、尼尔森等国际权威市场研究机构的报告,希望农业干部和农民通过这些报告,及时了解行业变化情况。这让不少干部一顿忙乎,四处打听,在哪儿能看到这些有权威数据的报告?“农业干部生产全过程最清楚,讲怎么种粮食,农作物哪个月长几片叶子,讲得头头是道。可是,讲怎么卖粮食,比如‘互联网+卖粮’,就不行了,跟不上趟,什么是B2B?什么是B2C?这些都得从头学。”
王金会、白雪华等黑龙江省农委干部都用同一种黑色签字笔,笔杆上印有“大米网·用互联网改变农业”几个字。白雪华说,这种笔是为大米网“加工”的,印的字就是提醒干部注意互联网的力量。
大米网是由黑龙江省政府主导、省农委承办的一个省级电商平台,“各地市县都在网上有一个分平台,卖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对农产品质量负责。省里希望通过这个网,打通黑龙江农产品的网上销售主渠道,一键点全省,一网卖全国”,白雪华说,一些年纪大的干部连网购都不会,跟网跟得相当吃力。
去年底,大米网上线试运营,省领导派下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先搞大米拍卖,这让白雪华和农委的干部们都蒙了,网上拍卖怎么搞?谁都不明白。有的年轻干部查询到,云南在搞花卉拍卖,他们立即决定,组团到云南学。“临上飞机前,我们还在下载资料学习,要不怎么知道到人家那里问啥?云南的花卉拍卖都在晚上,看完拍卖,半夜12点了,赶忙开会研究,大米拍卖能不能照搬花卉拍卖?其中有不同吗?”
今年3月25日,大米网敲响大米拍卖第一锤。白雪华回忆,敲锤前非常紧张,“我们设定的规则是5吨米一个单位起拍,卖方也就是各地市农委准备得挺充分,选出来的都是市场反应很好的品牌大米。可是,我们还是很担心,万一流拍,消费者不认可这种拍卖方式怎么办?同时又害怕如果消费者太踊跃,系统瘫痪了怎么办?很幸运,第一次拍卖挺顺利,一个多小时几百吨米就拍光了。到现在,大米拍卖我们已经搞了10次了,每隔十天就拍一次。”
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地处三江平原,是昔日“北大荒”今日“北大仓”的所在地之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宝林说,建三江管理局的大规模机械化种植水平并不比国外差,米的品质、口感也赶得上卖到每斤100元的进口大米,“如果搞大米比赛,肯定能把那些‘天价进口米’比下去”,可是建三江的水稻,一直卖给国家粮库,每斤售价1块多,只相当于“天价进口大米”的一个零头。
“今年局里达成共识,我们的‘短腿’就是销售。要像研究种植技术一样,建一支销售队伍”,他说,现在下辖的15个农场的销售副厂长、销售科长,全都脱产学习,先学习三个月理论,然后再到外地的大型企业挂职4个月。
各农场党委书记或场长也全都被派出去参观学习、跑市场,张宝林说,“现在如果看到哪个场的党委书记、场长都在家,就要问他们,你们咋不出去学、不出去跑呢?”
先跟着牛人“溜达两圈”
绥化市秦家镇西口村村委会主任牛春林就是一个到处参观参展的爱学习型农民。
牛春林家里有4亩地,种的都是水稻,不种玉米,没有受到玉米收储制度改革的冲击。可是,看到周围种玉米农民的遭遇,他突然明白,如果自己种的水稻不对接市场,那么玉米的今天就是大米的明天。
加上今年,国家首次下调稻谷最低收购价,每斤减少5分钱,他嗅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息,水稻早晚会像玉米一样退出政府保护价,“听到有人形容说,‘稻’路艰辛,挺形象的”,他说,一开春他就把4亩地扔给了外甥,自己几乎走遍了全省的水稻产地,到处看。
看了一圈,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单打独斗与大型合作社、大型农企相比,就像小蚂蚁跟大象过招,“现在跟以前真不一样。以前,种一垧地也比出去打工强。现在种一垧地,没啥账算了,成本太高,饿不着,也没多少余钱”。怎么办?得找牛人合作,规模化才能降成本,才能拿到订单卖出好价钱。
绥化市北林区兴和朝鲜族乡勤劳村村民王希文就是牛春林要找的牛人。7月11日,牛春林来到王希文的500亩鸭稻田学习。“嘢,嘢,嘢”,饲养员喊了三声,几十只鸭子以为又要喂食了,从半米多高绿油油的水稻苗中钻了出来。
王希文年轻时是名民办教师,1992年下海经商,开过肉食品加工公司、房地产公司,2013年回乡,开了一个米业公司,前年开始尝试“鸭稻”,选择野性大、爱吃草、不太会飞的鸭种,放到稻田里,鸭、稻共同生长,鸭子吃田间杂草,吃掉害虫,粪便还能肥田,稻田因此用不着除草剂、农药、化肥,长出有机稻米,每斤至少卖到10元钱。
在全省的其他水稻产地,牛春林不仅看到了鸭稻,还有蟹稻、鱼稻、蛙稻,建三江洪河农场还有400亩鳅稻,把一种叫做鳗鳅、不爱拱地的泥鳅,放到田里,每亩收益高达5000元,其中大米的收益1000元,剩下的收益都来自“有机泥鳅”。牛春林觉得,这种有机种植养殖模式,是未来的方向。
“鸭稻、蟹稻、鱼稻、蛙稻蛙声一片”,庆安县久胜镇久宏村村民于水也注意到了水稻种植模式的新变化,他是村里的水稻大户,自家三口人种了220亩地,机械化水平比较高,年收入20多万元,日子过得不错,可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后,他开始琢磨,有朝一日自己是不是也会赔钱?
他感觉,虽然多数农民都跟他一样,把稻谷卖给了国家粮库,可那些种鸭稻、蟹稻、鱼稻、蛙稻的合作社、农企,手里都有品牌,能拿到一斤米卖到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订单。
今年一开春,五常等品牌大米产地,农家肥紧俏,鸡粪居然比鸡蛋吃香,价格蹭蹭涨,至少比去年翻了一倍,最高的时候卖到800元一吨。这是不是暗示了未来的方向?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转向”,加入大型合作社或者跟大型企业合作?
李应文说,牛春林、于水的想法,代表了多数农民的想法。粮食收储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民更注重找对人、跟对人、跟谁合作能赚更多钱,“不少农民说,跟市场走谁都知道。可怎么走,得由人带。市场经济像高铁,高铁加速了你还赶牛车?首先得坐上车,跟谁上车?跟能人,跟牛人,跟品牌,跟合作伙伴,先跟着溜达两圈。”
望奎县先锋镇翟清斌也是村民眼中的牛人、能人。他外出打工多年,2003年回乡开公司建了绿色大米基地。2014年,全省唯一一家新三板上市公司就是他创办的企业。生产的“宝宝米”每斤卖到60元到70元。他说,基地现在的种植面积3.5万亩,他准备扩大到10万亩,今年不少农民找上门要跟他合作。
王金会把翟清斌、王希文这些能人、牛人,称为精英阶层。“带动农民创业,对接市场”。
他说,黑龙江省三年前开始倡导农民创业,当时想找创业典型都难,如今典型每个县市都有。“大量创业农民实现了向企业家的转变,去年全省农民创业成功人数103.5万人,实现创业纯收入227.6亿元,带动农民就业238万人。农民创业的氛围日渐浓厚。这种氛围,就是农民闯过收储制度改革关口的力量”。
这场仗能不能打赢?
去年收粮时,黑龙江省一名厅级干部途经两个地市间的交通要道,结果大堵车,他下车一看,农民卖玉米的车队已经排出了二三十里,有的农民已经排了一天一夜,“我问他们,为什么愿意等这么久?他们说,这儿有个玉米加工厂,卖给加工厂每斤能多卖一毛多,所以不论多久都要等。”
这名干部认为,黑龙江有玉米黄金带,能种出好玉米,可是却没有与之配套的玉米深加工企业,这是农民在收储制度改革中叫苦的主要原因。
绥化市农委主任门贵昌说,从去年开始,黑龙江一直在调整种植结构,到今年,调减玉米2963万亩。可是,全省农业第一大市绥化市玉米调减的面积并不大,原来玉米2000万亩,现在1460万亩。
“种水稻,绥化缺水;种菜,规模是有限的。再压玉米种植面积很难压,玉米还是要存在”,门贵昌说,“怎么办?怎么保证农民种玉米的收入?一个出路就是做强做长玉米深加工产业链,加强产销衔接,让农民跟玉米深加工企业合作,拿到这些企业的订单,形成长期稳定的粮食产销合作关系。我们正在找发改委经济产业研究所,做玉米产业发展规划。现在全市玉米加工能力700万吨,今年再增300万吨,发展玉米酒精加工,玉米糖浆”。
佳木斯市玉米调减面积也不大。去年786万亩,今年567万亩,调减了219万亩。“为什么今年还保持500多万亩玉米这么大规模?”佳木斯市农委副主任李应文说,去年10月,一个搞玉米深加工的大型企业进驻,“这一家企业,就能吃掉全市的所有玉米。”
黑龙江省农委主任王金会说,去年,全省新增玉米加工能力45亿斤。今年以来,一批知名企业来到黑龙江建设玉米深加工项目,预计新增加工能力200亿斤。
“玉米深加工势头强劲”,王金会说,这是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带来的一个积极变化。
玉米价格真正回归市场后,国内外市场玉米价差大幅缩小。今年1月,黑龙江玉米在南方港口的销售价格,与进口玉米完税价格基本持平,“近年来首次具备了跟进口玉米抗衡的能力,也改变了以往‘国产玉米进国库’、‘进口玉米进市场’的局面,理顺了玉米上下游价格关系,降低了玉米加工转化成本,推动一批深加工企业来到黑龙江”。
王金会认为,玉米收储制度改革还带来了两个明显变化。
一是,绿色有机农产品正在成为黑龙江经济的又一个增长点。去年,全省探索鸭稻、蟹稻等生态种植养殖模式,认证绿色有机食品面积7400万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1/3,占全国认证面积的1/5;绿色有机食品实物总量3960万吨,占全国的1/8。
另一个是,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正在转变。农民跟着能人闯市场,流转土地的意愿明显增强,分散的土地加快向合作社、农企流转,促进了规模化生产;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向联营联合,今年上半年合作社比去年增加了5000个,市场话语权变强。“这些改革阵痛期中出现的积极信号,表明应对收储制度改革这场仗,我们能赢”。
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说,要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科学划分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坚持市场导向,提高水稻和大豆竞争力,扩大果蔬、鲜食玉米、食用菌等高质高效经济作物面积,推进设施农业发展,加快调整种植业结构。
牛春林也觉得,用不了太久,农民就能适应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变化,根据市场行情调整种植业结构,学会卖粮食生意,“原来我们不用管市场,所以也就没琢磨市场。现在都开始琢磨了,路就不那么难走了”,他说,他看好黑龙江农业的未来,“天时地利,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我们种出的好粮食,肯定会物有所值。总有一天,我会骄傲地告诉你,我是黑土地农民。”
新京报记者 王姝 黑龙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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