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画家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Jean Honore Fragonard）的画作《秋千》。《轻浮的历史》插图。
《轻浮的历史》
作者：（法）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内
译者：赵一凡
版本：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7年4月
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内（Sabine Melchior-Bonnet），法国史专家，曾出版了《镜像的历史》《通奸的历史》《婚姻的历史》等多部书籍。
“我以轻浮为生，它为寿者带来解脱。”法国女作家科莱特如是说。隔着遥远的历史，科莱特是否“轻浮”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她在红磨坊舞台与子爵夫人米茜情意缠绵地热吻，尺度出位，惊动了警察；年届三十五，她还在以“流浪女伶”的身份巡演于布鲁塞尔、里昂和法国南方；她一生结婚三次，不仅喜欢男人，也喜欢女人，尤其喜欢年轻人，哪怕年龄落差三十岁，前夫的儿子16岁时，她亲自进行情感教育和性启蒙。面对他人的责难，她傲慢地回答：“年龄的差别我不在乎，蠢人的意见我也不在乎。”鉴于科莱特后来当选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获得法国二级荣誉勋位，逝世后还有国葬待遇，也许可以推断出法国人对待“轻浮”的态度非常独特。
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内是17世纪法国史专家，对于路易十四时代最有心得。身为女性，她的研究又常从感官和性别出发，别开生面。《轻浮的历史》使我们可以一睹“轻浮”的各种形态，以及“轻浮”为何被称作“法兰西民族的一个遗传特征”。
人性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
轻浮还须宽容以对
“Frivolite”一词，中文译为“轻浮”，它的词义因时赋形、随世敷彩，具有流变性。时而指“微不足道的物件”、“无关紧要之事”，时而指“任性轻率、不解忧患之人”，时而又指“及时享乐、浪荡闲游的心态”。同时，这个词几乎总是具有双重属性，既与“瞬间的狂喜”勾连密切，又与空虚、遗忘、无常、善变难舍难离。萨比娜指出，在轻浮的问题上，教会、道德家、哲学家絮叨了几个世纪，前两者谴责轻浮，而哲学家却要为轻浮正名，伏尔泰说：“为使我们在数不尽的苦难中有所慰藉，上帝令我们轻浮！”在道德与哲学的战场上，作为史学家的萨比娜显然偏向后者，《轻浮的历史》全书实则强调：“这一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是人性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还须在某种程度上宽容以对。”
历史上，女人是轻浮的化身，夏娃的原罪一直不被原谅，对镜自怜的女性形象曾被当作轻浮的象征长达几个世纪之久。无论是《玫瑰传奇》还是《教女金书》，中世纪对女性的贬抑是僧侣和作家们操练娴熟的题目，尽管有少数宫廷诗人捍卫“弱女子”和“美丽的贵妇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在新柏拉图主义和彼得拉克十四行诗的影响下，女性的美貌才具有正当性。17、18世纪，法国出现了一批女作家，她们捍卫着审慎的女性主义。1769年出版的五卷本《法兰西文学史》收录了约110名女性作者的名字。但可以肯定的是，世俗的陈词滥调并未扭转：“最糟不过女学究”，“自负的才女最是祸患”。在法国大革命中，玛丽安娜——那裸露前胸的法兰西共和国象征随处可见，海报上声称“共和的法兰西向全体法国人敞开胸怀”，然而激进的女公民们在现实政治中却不受欢迎，意气风发的罗兰女士就遭到马拉指控——想在香闺中遥控执政！当时颁布的许多重要法令都无视女性，1804年拿破仑主持制定的《民法典》更是确立了女性低等的原则。简言之，在大男子主义根深蒂固的社会里，轻浮必须是女性的标签，只因不如此不能把男性加诸女性的支配关系正当化。
世俗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
没了热情与欲望，灵魂将陷于板滞
在《轻浮的历史》中，作者所做的工作，一是将“女性专属”的轻浮标签撕去，二是在基督教和古希腊哲学中，寻觅始终存在的另类观点。《圣经·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万事都是虚空。我们插手一切，抓到的只有风，既然如此，“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行乐”。古希腊哲学中的伊比鸠鲁学派，主张在节制欲望的前提下自由享受一切。在16世纪法国哲学家蒙田那里，两种另类观点合流，他为轻浮找到了正当性：既然一切都倏忽即逝，仅有相对的意义，智者就该从形而上的玄想中抽身而去。在人生苦难的迷宫中，没了热情、激荡与欲望，灵魂将陷于板滞。如风似飙，轻浮是使人稍稍透气的拔风井，是重振生命的清流。虽然宗教一直用最后的审判来震慑世人，但是及时行乐的观念从来不乏拥趸。特别是随着17、18世纪医学的进步、科学思维的觉醒、经济的日渐繁荣，宗教渐渐失去对社会的实质控制，世俗主义大行其道，在某种意义上，轻浮就是世俗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
萨比娜做的第三个工作，是回顾轻浮的文化史。就像自由一样，轻浮原本是上层阶级的权利，逐渐向较低的阶层普及，而轻浮的母亲是闲逸。凡勃伦在他有名的《有闲阶级论》中做过精深的研究。在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廷中，穿着轻浮的红色高跟鞋的贵族们深谙“虚掷生命之道”，行围射猎、骑术竞技、御河泛舟、芭蕾表演、宫廷舞会，一场接一场的消遣、盛宴或纵欢。
在启蒙时代，轻浮成为一种生活艺术，这种艺术与“天生活泼、浅薄、善良”的法国人的脾性极为相合。在沙龙聚会、调笑揶揄、智力游戏、爱情游戏中，人人都摆出一副游戏人生的轻浮做派，虽然《百科全书》的副主编达兰贝尔指责说，轻浮“腐蚀了大部分法国贵族”，但是这种轻浮之风愈刮愈烈，至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登峰造极，一个王朝就此倾覆。可叹的是，虽然法国大革命寄希望于古罗马式的理性、节制、健朗的民风，但随着督政府时期的到来，没有人再谈革命与反革命，巴黎每天都有新舞场开张，多达644家，跳舞的有新政权的王侯显贵，有干完活的女工，有奇装异服的时髦浪荡子，也有普通的贩夫商贾。舞会之外，最受欢迎的就是看戏，轻喜剧、夸张或放荡的戏码最是热门。巴黎的每场演出都一座难求，上流贵妇与平头百姓共处一堂。换言之，法国大革命的后果本该是政治上的人人平等，却不幸体现为轻浮上的万众一心。
步入19世纪，随着资产阶级主宰历史舞台，特别是19世纪中期的巴黎城市大改造，时尚之都更加热闹，戏院、林荫路、世界博览会、巴黎狂欢节、郊游、康康舞、新型百货大楼，到处人山人海，到处莺歌燕舞。消费主义为享乐主义助力，在消费并浪费的个人主义民主社会，连工人阶级也加入娱乐的大军——因工作安排与工种分类变得日益区块化的时代，休闲是一个宝贵的忘忧时刻。
另一种形式的勇敢
不论处境顺逆，拒绝乏味无聊的清醒
当大众都在追逐欢愉，如何才能争得轻浮的桂冠？齐奥朗在《解体概要》中说：“没人天生就能做到轻浮，这是一门特长、一种修炼。”在一种以“时尚与否”实施社会区隔的时代，新式优雅至关重要，chic（潮），当时的词形还是chique，具有无朋的影响力。荡弟（dandy）昔日也译为“花花公子”或“纨绔子弟”，可惜与任何标签一样，荡弟族内也有复杂性，的确有只重外表、金玉其外的公子哥们；也不乏将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的美学旨趣熔为一炉的先锋艺术家；甚至还有同性恋、双性恋、崇尚雌雄同体的亚文化群体，真是难以概括。荡弟们的祖先可以追溯至英国的乔治·布鲁梅尔，出身不够上等，却以特立独行的姿态纵横上流社会，他每天花五小时拾掇自己，衬衫折领的高度于他而言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据说他的伟大在于“一事无成并因此名垂不朽”。此后，荡弟们践行一种穿著和生活的艺术，追求一种态度和趣味的独立，孤芳自赏，标新立异。拜伦、波德莱尔、王尔德、比亚兹莱、普鲁斯特、惠斯勒、罗贝尔·孟德斯鸠伯爵、让-科克托，都可并入这耽美的荡弟队伍。 作者萨比娜指出：
“这样一种姿态竟有几分英雄主义色彩：不论处境的顺逆，荡弟坚持自己的方向，优雅、随意、浪费、轻浮，他们乐享一切，玩笑一切，拒绝乏味无聊的清醒，在谁无一死的悲剧与肤浅存在的喜剧间跳舞。这种回避某些恐怖念头的力量，不啻另一种形式的勇敢。”
二战后，消费与玩乐成为时代风气，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在1970年的《消费社会》中将之比作“欣快异化”。器物的泛滥、经济的虚浮、幽默和反讽为王、展示和表演当道，当各路学者提醒大众警惕“娱乐致死”，大众却宁肯“娱乐至死”，21世纪在互联网的作用下，我们步入了一个小、微、轻、碎的时代。在《轻浮的历史》结尾，萨比娜安慰我们说，
“轻浮是麻醉药，是令人欣快的消遣；它是对墨守成规、对全能思想、对钳制或不妥协的一种复仇；它带来的小小愉悦抗击着日常生活的疲于奔命，化冲突于无形。轻浮可以凭借其灵活轻巧与吸引力润滑社会关系；与多变的生活相适应，它与刻板和成瘾作斗争，主张榜样的多样化和活泼的他律，而不是自我封闭，陷入僵化的自恋。轻浮是一种放松的生活，一种小调的幸福生活，一种浅浅的幸福。”
□马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史学博士，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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