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在浙江遂昌博物馆摩挲史前陶豆。高蒙河 摄
7月11日，八宝山殡仪馆，考古界、文博界人士送别故宫老院长张忠培。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张忠培
性别：男
籍贯：湖南长沙
终年：83岁
去世时间：2017年7月5日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职业：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研究院名誉院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3本书稿整理完毕，张忠培感觉有些疲劳，消化不畅。
83岁了，患病以后，他就全身心整理书稿。向来能聊工作到凌晨的他，去世前5天，给年纪最小的学生段天璟打电话，最后说了句，我累了。
7月5日早上6点多，张忠培起床上卫生间，儿子搀扶着回床时，他倒下了。
22岁师从北京大学苏秉琦教授，38岁创办吉林大学考古专业，53岁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74岁主持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历史不及百岁，他置身其中65年。
血气方刚时，他曾埋怨尽是些坛坛罐罐、砖头瓦块。可后来，脚步遍及全国，他追寻的，还是这些瓦砾废墟。
不讲情面
遗址现场严格教徒
80岁生日时，张忠培意识到，自己老了。
因为肺病，他离不开吸氧机。想弄台便携式吸氧机，到山西兴县看看新发掘的石城石砌房址，也最终未能成行。
那天，学生们送他一份礼物：《中国陶鬲谱系研究》。这本书收录了他们关于陶鬲的系统研究，故宫研究员杨晶花9年时间编纂完成。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张忠培继承老师苏秉琦对陶鬲的关注，以这种“活化石”为脉络，串联起中国文化早期3000余年的历史。
“学术的人生，是无涯的苦海啊！但当我们握住一点星光的时候，内心掀起的喜悦、兴奋，实难自已！”他捧着这本书，感慨不已。随后转向坐在一边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诚恳地问：能不能再给我们一点支持，让我充当去捕捉前方星光的策划人呢？
这位“指路人”，在学生身上花的精力，远超子女。1978年入学、跟随老师近40年的高蒙河记忆中，师生在房间一聊就是半天、一天，老师的孩子只是偶尔进来倒水、送水果，随即退出去。
张忠培悉心培养学生，他对门下27名国内外硕博士的学位论文选题，进行整体谋篇布局。在吉林大学创办考古专业后，每年他都亲自带学生去遗址现场考古。
严厉，是出了名的。河南省博物馆学会会长张文军记得，在考古现场，老师盯得很紧，要求挖探方必须整整齐齐。
高蒙河提取一个器物碎片时漏了一片，拼不起来。张忠培便虎着脸，让他中午“别休息了”，去工地筛土，找出遗漏的碎片。
许多年后，面对老师，高蒙河还是忐忑，怕他不满意。如果看到谁的工作“偏离”，老师会把他拉回来：你是不是可以在核心的考古学领域，做一些应该做的事？
“俗话说‘看破不说破’，但老师看到问题就直接说破，有时候让你下不来台。”高蒙河说，老师心里没有“情面”二字，有的只是“情义”。
学生们也几乎没当面受到过表扬。十年前，凌家滩遗址出土一只罕见玉猪，杨晶陪他去发掘现场。路上闲来无事，两人猜测玉猪形态，老师认为应该是活灵活现的，她却觉得最多有个大致的猪形。到现场一看，杨晶是对的。
张忠培当时没说什么，但事后跟另一个学生提起时，他啧啧称赞：“这家伙厉害！”
痴迷考古
聊起考古忘记如厕
张忠培一生痴迷考古。他常对学生说，干考古的，看家本领就是会“挖”。
上世纪50年代末，他带着北大本科生在陕西华县和渭南做考古调查，“挖”出了元君庙墓地，后来被视为仰韶文化的源头。
这段考古经历，成为张忠培人生中“决定性瞬间”。其后出版的《元君庙仰韶墓地》一书，也是为数不多令他满意的作品。
更重要是，这次发掘改变了他的考古方法论。此前，考古学家是把材料往西方经典论述里套。“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张忠培提出，希望用材料“替死人说话”。
他忠实于一手材料，改变了以一个遗迹为单位的做法，把整个墓地作为一个研究单元，发现墓地的社会组织和性质。这被海外学者称为打破了“硬套社会发展规律的怪圈”。
此后，张忠培的论著中几乎不谈“奴隶制”“封建制”等概念，他信奉从考古发现中得出的认识。在苏秉琦主持下，他和同辈考古专家严文明等人著成《中国远古时代》，用史前考古成果探寻中国文化的源头。
他极其重视考古材料，最新的考古报告一定要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朱延平回忆，身体允许时，张忠培频繁出现在考古现场。有时忘记带换洗衣服，但烟总忘不了。
每次出差，到了晚上，他常常要在宾馆房间接待好几批考古学家，侃侃而谈，不问时间。聊到兴起时不让人走，凌晨2点还意犹未尽。
前几年他去上海出差，在复旦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当教授的高蒙河去宾馆看望，两人一口气聊了4个小时。话题终了，刚一起身，张忠培就冲向厕所。
“只要聊起考古，老师就停不下来，甚至忘记如厕。”高蒙河说，这不是第一次了。
笔耕不辍
年产十万字均用手写
在吉林大学执教26年后，1987年，张忠培接到任务：到北京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无意于行政工作，“扛”了半年，才离开长春。
来北京的头一个星期，他躲在宾馆里，不愿见人。生怕老友问：老张，你怎么不做学问做官了？
但在任故宫院长的几年里，他成绩卓然，很多举措影响故宫至今。“当时14个单位挤在故宫里，先生来后，提出要保护完整的故宫，让其他单位慢慢都搬出去了。”单霁翔院长说。
故宫也有计划地引进大批高校相关专业人才，建起“学术故宫”。最近几年，张忠培还倡导成立故宫考古研究所，开始宫廷考古，几乎每个项目都有重大发现。
1991年，张忠培告别故宫院长职务，却迎来20多年的学术研究“井喷期”。高蒙河感觉，老师进入“集大成”阶段，把早年积累系统总结成“谱系论”“国家论”和“文化论”，寻求“中国考古学之道”。
他每年产出10万到20万字，全部用圆珠笔手写。因涂涂改改会打断思路，他在书桌前练就一个独门绝活：一笔成。心里打好腹稿，一口气写下去，一开始一天“写不了几个字”，到后来一百字、两百字……直到写一千多字，都基本不用修改，他对此甚为得意。
“要说老师的乐趣和长处，都在这些地方了。他一生滴酒不沾，粗茶淡饭度日，没有什么业余爱好，进厨房都找不到碗的。”高蒙河欣慰地看到，恩师暮年，又在学术上找到乐土。
前几年患病后，张忠培自感时日无多。“我活了80来岁也够了。”他一边释怀，一边拼命在书房写作，希望把最后三本书编出来。
三本书分别是《走出自己的路》、《说出自己的话》、《尽到自己的心》，评述百年中国考古史，总结了他的考古学思想。“先生没有遗憾了。”朱延平说。
30年来，张忠培一直住在小石桥胡同这套房子里。书房朝北，不见阳光。高蒙河说，老师就在这里，写出“给考古学带来阳光”的大作。
寄 语
张先生完整地保护了故宫，他认为故宫应该是世界最壮美的建筑群，也是收藏中国文物藏品最多的博物馆，不应该支离破碎。直到现在，故宫里还保留了很多张先生留下来的痕迹，比如故宫的学术研究，底子就是张先生打的。他的逝世是故宫的巨大损失。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张先生很关心家乡的考古事业，去年夏天还回长沙参加三国吴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语重心长地勉励我们做好研究，走好自己的路，要有自己的研究成果。今年他还想回家乡看一次，可惜没有等到。——长沙简牍博物馆研究员宋少华
本版采写/新京报见习记者 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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