炜娓道来
在乡村，广场舞是新兴的时髦娱乐，年轻的妈妈们参加广场舞，与大城市跳广场舞的人相比，作为追求个性自由的特质就更明显了。
前年回老家过年，老妈说邻村一群女人每天晚上都会组织跳舞，在马路边上或废弃的晒谷场。我妈对这股突然掀起的风潮无法理解，觉得这种活动“毫无意义”，甚至“有伤风化”。她还以特别哀叹和无奈的语气告诉我，我们村也有几个女人去跳，有些年轻妈妈已经引起了家庭矛盾。据说邻居家有个不到40岁的年轻女人，因为过分痴迷，吃完晚饭连碗也不洗就跑出去了，因此被公公骂了好几回。
在乡村，跳广场舞是叛逆的“时髦”行为
我一开始以为被我妈嫌弃的跳舞活动，一定特别“前卫”，否则不会让她“无法理解”。直到有天晚上，离我家不远的马路边上传来《最炫民族风》。我才意识到，原来被我妈嫌弃到皱眉撇嘴的事，正是被城里人挤对的“广场舞”。
我觉得广场舞真是可怜：它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在一边受欢迎的同时，招惹最强烈的嫌恶。同样的广场舞，在城里，它被人笑“土掉渣”，可在我们乡下，它又被认为有点“不正经”。这事深深教育了我：中国的城乡文化差别实在太大，城里的“狗剩”，到乡下就是“tony”。
我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大城市，老家是江西南边相对落后的农村。我不知道这两地之间的广场舞有多大的代表性，也许在这两极之间，存在着更加多样的“广场舞形象”。不过可以肯定，广场舞在不同的地方，形象并不相同，是“老土”还是“时髦”，不好一概而论。
实际上，不一样的地方，跳广场舞的人群结构也有区别。据我所知，在我老家，喜欢跳广场舞的人，并不以中老年为主，而是以中青年为主。不少在家务农或打工的年轻母亲，把孩子交给公婆照顾，吃过晚饭之后，直奔舞群。所以，一想到广场舞，就自然联想到 “大妈”，可能仅仅是部分城里人的“印象”。而这个“印象”，由于大城市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所以流传得最广，以至似乎成了广场舞的唯一形象，而“广场舞大妈”也好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学者王芊霓在河南一个非省会城市做过广场舞的人类学调查，在她调查的6支广场舞队伍中，三六九等的人都有，银行职员、公务员、老师这样的上班族，也有打零工者、家庭主妇等。这个非省会城市，经济水平在河南属于中上。在这些跳广场舞的人中，虽然仍然以中老年女性为主，但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高学历者和低学历者，年轻的和年老的，其实都有。
女人们跳广场舞，多是为了追求个性自由
依据王芊霓的观察和理解，她们参加广场舞的主要目的，并非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是在重温集体主义，而多是为了追求女性的柔美和舞蹈本身的乐趣。她们渴望被围观，所以尽量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她们渴望摆脱家庭的琐碎，希望通过广场舞建立新的社交关系，以填补独生子女因为就学或就业而离家之后的空虚和孤独。换句话说，在这个河南的非省会城市里，人们参加广场舞，虽然以群体的形式出现，却多是为了追求个性的自由，而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把个性溶解在了集体之中”。
和这样追求个性之美的诉求相似，在我所在的相对闭塞的乡村，“广场舞”作为追求个性自由的特质，就更明显了。在这里，它是新兴的时髦娱乐，年轻的妈妈们参加的主要障碍，不是“噪音污染”或“占用公共空间”，而是需要突破异样的目光和古板的陈旧观念，当然还有家庭束缚。
说广场舞在不同地区有不一样的“形象”，其实只是想告诉大家，别再用某种单一的刻板印象去想象“广场舞”。广场舞在大城市里，常年被某些人“污名化”，“大妈”这个词本身就带着几分鄙视。她们吃过晚饭，一个个聚到广场上舞动起来。很多人嘴上没反对内心却在讪笑，当然前提是这种活动发出的噪音不会打扰他们，不占用他们的公共空间。
实际上，只要一旦某场“广场舞”发出扰人的噪音，挤占了“不属于她们的”公共空间，那些原本藏在心里的鄙视和嘲笑，就会像山洪一样倾泻而出。所以，每次出现“广场舞”引发冲突的新闻时，人们的讨论都会无一例外地跑偏，从来不就事论事，而是动不动拿“广场舞大妈”打趣，成篇累牍地分析她们的年纪和集体主义“基因”之间的隐秘关联。其实如果“广场舞”参与者中包括许多年龄小的女性，再硬着头皮去讨论“广场舞大妈”跟所谓集体主义“基因”之间的关联，那就是偏见在起作用了。
社会学里有一个词，叫角色期待，说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处在什么样的位置，社会就会对你有一套“应该如何行为”的期待。如果我是很多人眼中的 “大妈”，这个社会会期望我参加什么样的户外活动呢？仔细想想，好像小区里那些黄黄绿绿的脚踩梅花桩、双手转动转盘、漫步机、健骑机似乎是最“适合”我的。如果我“安分守己”地守在这些器材旁边，那一定会是一副很多人心目中的“和谐小区”画卷，因为既没噪音，也不会占用过多的公共空间。
现代社会，包容和多元是主流理念。但我知道，那是因为没有触犯到别人的利益。如果稍有侵犯，那些一贯理念至上的人，也会找各种理由让自己任性地不包容一回。
□曾炜（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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