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跑计划成立于2007年，乐队成员包括主唱毛川（前排右）、鼓手李洪涛（前排左）、贝司手刚昂（后排左）和吉他手马晓东。
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逃跑计划这几年参加了很多户外音乐节的演出，图为2015年他们在厦门的演出。 图片来自乐队官方微博
逃跑计划首张专辑《世界》封面。 图片来自网络
轰鸣的摩托声戛然而止，毛川在初夏的骄阳中摘下头盔和手套，健步走入北京东四环外一间录音棚。
作为逃跑计划的主唱兼主创，毛川此行的目的，是来继续打磨一首新歌的混音工作。这首慢节奏的新歌已经“折磨”他两个多月了，如果在6月17日之前，他能与自己的拖延症以及完美主义握手和解，那么在当天晚上，逃跑计划将于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上，把这首新歌现场演唱给观众听。
如今，独立音乐人登上体育馆的舞台开个唱，并非一件新鲜事。纵观摇滚新生代们，拥有《夜空中最亮的星》《一万次悲伤》等一批极高传唱度歌曲的逃跑计划，已经可以称得上其中一颗“最亮的星”。“据身边朋友说，我们最好应该是在一两年前做这场演唱会，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最顶峰的时候，”毛川笑着告诉新京报记者，声音中又透出一丝理智，“但那时候总觉得太快，一下子拿不稳，而且我们比较理想化，想做的东西太多了。现在我们就尊重事实，慎重考虑之后觉得也不为过，就让它自然地发生吧。”
解读演唱会?
关于“回到北京”这个演唱会主题，我是青岛人嘛，我问过家乡身边很多朋友，他们去过美国，去过马尔代夫，去过很多地方，我问你们去过崂山吗？回答都是没有。为什么呀？崂山不美吗？崂山很美啊，但是因为唾手可得，所以不那么珍贵，就像北京的很多小伙也没去过故宫。其实我们叫“回到北京”，也是想用一个陌生人的眼光去看待现在的生活环境。因为现在有朋友圈啊什么的，大家都对别人的生活环境了解度非常高，反而对自己生活的了解度降低了，你老想着变成谁那样，但是殊不知也有多少人像你这样，所以与其说是回到北京，不如说是回到生活。
口述：逃跑计划主唱毛川
摇 滚 启 蒙
看到唐朝乐队就“疯”了
逃跑计划由主唱毛川、吉他手马晓东、贝司手刚昂和鼓手李洪涛组成。采访当天，乐队的其他三位成员都不在，而作为官方发言人，毛川笑称自己是四个“随和”的摇滚乐从业者里面最“冲”的那一个，“虽然音乐上有问题我们都会讨论，但大家性格上都不是那种喜欢炸出来、蹦出来的人。不过总得有人作决定吧，那哥仨就是‘都行’、‘我怎么都支持’，所以行吧，那我就拍板了。”
后来，当全员聚齐出现在新京报摄影记者镜头前，果然如他说言。
出生于山东青岛的毛川，与吉他手马晓东是相识多年的发小，他们的父辈曾在同一所小学读书，同一个工厂就业，所以两人从小就在当地国营棉纺织厂的宿舍大院里认识长大。不过，随着后来毛川搬了家，两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断了来往。
上世纪90年代，正是张信哲以“情歌王子”身份掠夺万千少女心的时期，而自言性格“偏执”的毛川，说他真正的音乐启蒙则来自于表哥手中的一张唐朝乐队唱片，“那年我上初一，我一看唐朝专辑封面上那四个大人头就疯了，用音响一听，哇，我内心就炸了，从那儿之后就‘不行’了。正好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就叫崔健，他也对摇滚喜欢得不得了，加上另一个同学我们仨，只要一下课一放学就拿着扫帚踩桌子上，那个时候看红磡演唱会，也不知道吉他摇把是怎么回事，就拿着扫帚瞎比划，自习课没事儿的时候就在黑板上画一把大吉他，画得那叫一个丑。同学都已经无奈了，觉得我们就跟疯了一样。”
彼时，电吉他在青岛简直是类似“天外之物”的存在，据毛川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唯一见过的一把电吉他，就被供在利群商厦的红棉专柜里——“大红色的，像神一般。”
两 次 北 上
灯火阑珊的夜晚也曾茫然
由于环境的制约，初三毕业后，毛川觉得，“吉他”这个梦想并不是很靠谱，于是，他选择考取了一个服装中专。但也许是命中注定，后来有一天，毛川跟“吉他”连上了天线。“那天是在我们家楼下的一个饭店里，我就看见一帮小伙儿排练。后来看他们，玩的是电吉他（语气加重）啊，我就赖着不走了，非得跟人家认识，后来还跟人回家了。从那之后的半个月，我每天早上一睡醒就爬起来去人家家里面待着。”
跟这群小伙儿混了半个月后，毛川才了解到初识那天的真相。原来这是两拨人，那天刚好凑在一起切磋吉他技艺，“所以我跟着他们回家，他们还以为这个小赖皮是对方那拨人里头的，后来才知道，原来我谁也不认识。而且，那时候我去那人的家以前是一个混混的据点，里面也藏着好多凶器，但是后来这些凶器忽然之间就全变成了乐器。所以你知道音乐和艺术的影响有多大吗，谁都管不了这群人，只有音乐救了他们。”
这段和吉他亲密接触的时光，像春风一般吹动了毛川心中的音乐幼芽。2000年左右，毛川终于下定决心北上，进入了北京迷笛学校。“从迷笛学校毕业之后，觉得太茫然了。每一个灯火阑珊的夜晚，我都在想哪一个窗口将来才会是属于我的。后来不知道从哪儿看了一句话叫，放弃也是一种光荣，哈哈，所以我就回家了。”
回家之后，毛川找了家琴行上班，没事教教吉他、卖卖琴，生活过得也挺滋润。但是，某种巧合又降临在他身上，“当时我一个特瓷的北京姐们，来青岛的外贸服装厂淘货，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我就把当时没事写的那点东西给她听了。听完之后她说，川儿，你还是赶紧去北京吧。”就这样，经过朋友三番五次劝说，毛川又一次作出了重返北京的决定，“我这个人说好听点就是行动力强，说不好听就是特别冲动，没什么事儿也好好地，就跟琴行老板说我得走，老板还挺不高兴的。直到去年我们巡演去了青岛，我把他请到现场去，我们俩才算化解了这段误会。”
《夜空中最亮的星》为乐队带来了名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作，“就像运动员一样，当你谁也不是的时候就特别放松，当你是谁的时候，就容易背着包袱”。
起 点
以MAO为基地，专业救场两三年
在第二次北上没多久，毛川组了一支名为“孔雀”的乐队。彼时，他的老朋友马晓东也在北京一个乐队里担任吉他手，后来两人几番碰头，决定抛弃形式和面子，一起好好做音乐。2007年，“逃跑计划”正式成军，至今正好过去了十年。
在北京的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的北出口处，曾坐落着一所Livehouse——MAO，无数知名、不知名的摇滚、民谣音乐人都登上过这个舞台。逃跑计划在最开始成立时，也正是以此为基地，慢慢成长起来的。“其实在还没有MAO的时候，MAO的老板在形式上就是我们的经纪人了，包括给MAO起名字和策划的时候，我们都在。大家在一块吃着毛豆花生闲聊的时候，就觉得叫这个名字挺好的。”
和逃跑计划同岁，MAO也是2007年正式成立的。在那个并不大的舞台上，逃跑计划开始对监听音箱、话筒、调音等各种演出细节熟悉起来。“但我们一开始特别不高兴，因为虽然跟MAO的老板关系挺好，但开张的第一场没让我们演，我们还挺‘记恨’他的，哈哈。不过那个时候我们确实也不行，提溜不起来的那种，后来慢慢越提溜越成个儿的时候，就开始频繁演出了。”
2008年到2010年间，逃跑计划平均每个月都会在MAO演出，有时候一周就演好几场。据说，他们主要在两种情况下出现：“第一，有特别好的拼盘的时候，就怎么着也找个缝塞进去；第二，就是他们那儿空场了，我们得救场去，”毛川回忆道，当年他们和自画像、刺猬、咖啡因、蛋糕炸弹、南城二哥等很多乐队拼盘过，也在台下看过果味VC的专场表演。
鼓楼一带，一向是北京的文艺青年聚集地，但毛川直言，因为酒量有限，当年他们并没在那边经历过什么奇闻轶事，“我们乐队特别不八卦，演完了就回家，因为我们几个几乎不馋酒，只有小刚能喝点。只要不喝酒就进不了圈子，不喝酒就没办法聊天，人家不带我们玩。其实我们挺想喝的，但就是喝不了，一喝就吐。”
爆 红
有了名气，也容易背上包袱
如今随手点开一个音乐软件，输入“夜空中最亮的星”，就可以找到莫文蔚、陈奕迅、张杰等数十位歌手翻唱的版本，无数歌迷在词曲中找到共鸣，称之为年度治愈单曲。其实，这首歌来自于毛川看过的一部电影，里面有一个人对着上帝祈祷的画面，激发了他的灵感，“我记得第一次在现场唱《夜空中最亮的星》，大家就忽然安静了，本来我还觉得是不是大家特别不喜欢，因为这歌太柔了。后来在豆瓣上看到网友的反应，才知道，喔，原来是大家都听‘进去’了。”
2012年元旦，逃跑计划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世界》，后来陆续出了几首单曲、EP，但是第二张完整录音室专辑，至今却迟迟未见踪影，“其实做得有七八成了，还是想一次次推翻，一句句审查，希望能往理想状态再靠一靠，做一张底色温暖一点、正面一点的专辑。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凭感觉、嗅觉去做音乐，现在越来越学习着抛开感觉，用更理性化的眼光去审视自己的音乐，这对我们这些不是音乐科班出身的人来讲，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毛川说，“其实我们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经纪人从2006年就让我们出，天天吼着问什么时候录啊，后来等了整整六年。我不是抱怨，但是如果你想要自己做出好东西，那就需要花上时间。”
除了在内容上的完美主义之外，毛川坦诚地说，《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爆款歌曲在为乐队带来名气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就像运动员一样，当你谁也不是的时候就特别放松，当你是谁的时候，就容易背着包袱。《夜空中最亮的星》给我们带来最大的不适应，就是会在一定程度上迷失方向，确实心里会有点不舒服，而且我们本身水平又有限，从第一张‘Duang’就到了这个位置，有点赶鸭子上架。很多做音乐的人都是这样，第二张迟迟做不出来，尤其在第一张比较受到好评的状态下，情况尤为严重。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如果平心静气地做的话，没问题，可以早早地就把第二张做出来，但是你很难让自己做到非常平和。我觉得我还算比较乐观，要不然真会有人得抑郁症了。”顿了顿，毛川又补充说，“不过现在慢慢劝自己，把生活过好就行了。今年一定会把第二张专辑做出来的。”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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