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互联网时代”的阅读 焦虑即是曙光

刘苏里
万圣书园创始人

何怀宏
北大哲学系教授

止庵
作家

张立宪
出版人、《读库》创始人

　　“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代传奇学人、思想家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投水之前留下这个问题，成为彼时世人的大疑惑，那是个发生在九十九年前的问题。

　　世易时移，这个问题依然被今人反复追问。在互联网和高科技的催逼之下，这个时代的人心陷入前所未有的焦虑，生怕跟不上时代，唯恐时代变得更糟。而阅读，作为恒久抚慰人精神世界的密钥，在这个时代似乎“失灵”了，它依然是读书人生活中理所应当的事，但从更广阔的人群和时代风向望去，是否依然是人的精神曙光？阅读是公共的，更是私人的，个体究竟应如何与这种阅读焦虑相处？围绕这个问题，学者何怀宏、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作家止庵和《读库》创始人张立宪等四人，在4月26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举办的“有时·论坛”上，对处于时代变革中的阅读状况，给出了自己的观察。

　　阅读本质上是一种从自我出发的积极的关注，关注我们所在的世界，赋予我们度过的时间以意义。新京报书评周刊“有时·论坛”的合作伙伴滴滴专车，也对阅读这件事怀有美好的期待，将联合新京报书评周刊提出全民的常态化专车阅读计划，在部分专车上，放置由新京报书评周刊推荐的，最具阅读力的书本，让大家可以在舒适而安静的专车环境中，也能拥有一段阅读的旅程。为了这段阅读的旅程更为温馨与美好，滴滴专车联手书评周刊，通过大数据分析大家的喜好，对书籍的选择进行更优化的升级。

　　阅读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朝阳时刻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书店、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空间对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指针意义？

　　刘苏里：公共文化空间的数量和质地，是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指针，越是成熟的社会，书店、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等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越完善。它们是人们精神生活和灵魂安顿的重要场所，也是世俗追求的平衡器，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有类宗教的性质。在宗教不发达的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存在就更显得重要。

　　许多读书沙龙、文化论坛、读者交流会、新书发布会，都选择在类似公共文化空间举行，因此，它们不仅提供书籍和展品，更提供了读者之间、读者与作者之间交流互动的平台，许多思想的传播、文化的启蒙、公共文化事件的酝酿，都是在公共文化空间里进行的。在十八九世纪的欧洲咖啡馆、书店内，甚至酝酿出报纸和政党，也成为各种行动和革命的策源地，可见公共文化空间对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作用。

　　新京报：近年来，随着网购的发达和碎片化阅读增多，越来越多实体书店倒闭，你对书店的前景怎么看？

　　刘苏里：我一直看好地面书店的价值，包括商业价值。在“唱衰”实体书店的声音中，我们要分清楚，是纸质图书走向黄昏，还是阅读走向黄昏？是书籍的呈现从来就没得到充分的实现，还是“碎片化”阅读粉碎了生产、销售纸质图书者的梦想？答案很清楚，阅读，至少在中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朝阳时刻。在这样一个时刻，首先考验的不是纸质图书的命运，而是它的生产、销售和呈现能力。

　　如果实体书店真如一些人的看法，为何网络起家的亚马逊，却在近年走向线下开实体书店？这种趋势在大陆中国也有反映。“爱书”和“爱阅读”从未成为“时尚”，自古至今皆然。提倡、鼓励热爱书籍、热爱阅读，并非让它们成为时尚，而是成为与吃饭、穿衣一样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如果一个人群认识不到读书的意义，说明这个人群整体上的文明程度很低，文明的质地很差，读书的多少确实可以作为衡量一个人群的文明程度的标尺。

　　互联网提供不了的，要找书看

　　新京报：有人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和艺术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的阅读和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止庵：那时出书的速度赶不上我读书的速度。王府井书店一个礼拜只出一次新书，读完就只能等下个礼拜。后来出书的速度越来越快，读书慢慢跟不上了，才开始挑选。我倒觉得有时候它被过度美化了。因为之前是“知识饥饿”的年代，它只是对之前的补偿。八十年代正处于两个大的时期之间，有人往这边走，有人往那边走，所以每个人的不安都不一样。现在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焦虑本身，而在于所有人都是同一种焦虑。

　　新京报：你怎么看当下的阅读状况？

　　止庵：我对这个时代的阅读并不担忧，有人对它期待太高，那注定会失望。在孔子的年代，《论语》里讲：“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还有“小子何莫学夫诗？”一共只提到《易》和《诗》两本书。现在接受信息肯定要通过更快、更便宜的方式。“后互联网时代”的阅读，和之前完全是两码事。这个时代读书当然有它的必要，但其意义和之前不同了，我们从中得到的是互联网提供不了的部分，这时候才需要找书来看。

　　我还是觉得，人不能和这个世界关系太密切。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很不得了了。其实现在很多成功人士，就是做好了一件事。时代可以变化，但你未必非要和它同步。

　　我们再也不愁“无书可读”，而可能是“无暇读书”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状况？

　　何怀宏：这是一个网络的时代。人类的阅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大约五千年前左右国家形成时期文字的开始出现，那时能阅读的人和材料都很少；其次是印刷术的发明，使阅读的主体和范围大大扩展；今天则是网络、多媒体的涌现，我们再也不愁“无书可读”，而可能是“无暇读书”——其实是减少了读书的兴致。

　　当然，如果对“书”不做狭义的理解，也可以说换了一种方式“阅读”。真正对读书本身有兴致的人，或者如古人说“读书种子”的人，我以为在任何社会都不会是多数，所以我们举办各种读书活动永远不要抱有这样的奢望：以为能够通过活动将真正爱读书的人提高到一个人口的多数。但是，这样的活动还要坚持，因为它们可以使那些为自己和书籍本身而阅读的人自我觉醒，而且并不孤单，甚至还可以以书会友。我们还是要感谢网络时代，高科技固然使今天的许多孩子沉迷于电子游戏，但也使今天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孩子不难从一个简陋的手机和网络得到最好的阅读材料。

　　新京报：你觉得阅读这件事对于公共理性的塑造和社会常识的重拾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何怀宏：在这方面，网络时代的阅读其实是一柄双刃剑。因为今天可以读到的材料多得像汪洋大海，极其纷繁，我们不必讳言其中有许多垃圾甚至“有害物”，阅读它们会造成许多无谓的争论。“开卷有益”今天也许只能在“读总比不读好”的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不有所选择，一个比较简捷的办法就是参照前人的选择来帮助我们选择——优先阅读那些经过时间淘洗留存的经典。多读这样的经典，有助于公共理性的塑造和社会常识的重拾。

　　当然，经典的观点也不一 致，但它们至少是精心思考的结果,我们还可以像罗素在《西方哲学史》所说的那样，让自己的阅读比较平衡，不只读一家之言，反复比较鉴别，因为一种偏颇的思想往往是另一种偏颇的思想的“解毒剂”。

　　出版也许已到“阅读售后”的时代

　　新京报：作为被称为“以互联网思维做出版”的“第一人”，你觉得新媒体时代赋予出版业的新机遇是什么？

　　张立宪：而今这个时代，最大的好处就是“去中介化”，结果就是——出版机构可以和读者直接交流了，这是几百年来出版业一直没有实现的目标，而它可能会在这个时代实现——即阅读的“售后服务”出现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网店在售出商品后，给顾客查询订单或者退换货等等，而是说，原来的出版业，只着重把书做出来，把书卖出去，之后它的阅读使命就完成了。现在呢，我们需要帮助读者把书读进去。在互联网环境中，出版业应借助新的技术手段，把“阅读售后”做得更好，把阅读的事业延续得更久。现在，利用诸如音频、视频、社群和实体空间等诸多新手段，我们展开想象力的空间会更大。

　　新京报：对于阅读的现状，你说自己“很悲观”，但你又提到，当下年轻人的阅读状况没有任何“先验性”，充满想象的空间，那么你所指的“悲观”是什么含义？

　　张立宪：这个“悲观”，你是理解成“屡战屡败”，还是理解成“屡败屡战”？人类社会生产了那么多好书，如果其中的万分之一被人读过，这个世界也不会坏成这样。但反过来想，人类社会历经无数灾难性的变革，为何文明薪火依然代代相传？可能就是因为阅读的力量。

　　所以说，这种“悲观”不是对阅读状况的绝望情绪，而是说，暗淡之中有曙光。所谓的阅读焦虑和知识渴求，是从人类存在以来就有的问题。当然，关于阅读的内容，90后和我们先辈的焦虑肯定不同。我觉得阅读的焦虑感不是这个时代特有的情绪，而是一种人类追逐知识的本能，这种精神内核不会改变。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张畅 李佳钰 徐伟